文 / 谭其骧

江、浙、皖三省的大江南北、浙水东西一带，是近三百年来中国粹术的中心区域，遑急学者十之八九都滋长于斯，遑急学说大批自此辐射其光泽。虽是朔方学者在明清之际，湖南学者在清代中世以后，都曾在学术界上占有尽头遑急的地位，但从大体着眼，一代文化核心，毕竟恒久在东南。在此核心之内，各地又由于山川孕育之有异，一时巨匠所倡导的不同，衍而为若干特质的学风区。以浙江一省而论，浙东自成一区，浙西杭（州）、嘉（兴）、湖（州）与苏省苏（州）、松（江）、常（州）、太（仓）同处太湖流域，学风亦或者相同，故自来言清代学术者皆视江南、浙西为一个区域。章实斋在浙东学术篇内，相比两浙学术的异同，即以籍隶江苏之顾亭林代表浙西。再就浙东、浙西而论，则浙东之宁（波）、绍（兴）之与温（州）、台（州）有别，浙西之嘉、湖与杭州亦有别。嘉、湖学风虽然与苏南之苏、松、太略同，而杭州则自成一型。杭州于浙西已属旯旮地带，隔钱塘江与浙东学术中心的宁、绍承接，故其学风虽以浙西为素地，同期又深受浙东的影响，实质上可说是两浙学风一个夹杂区，由夹杂而交融，迫其交融此后，遂自成一型，既非浙东，亦非浙西。作家纵不雅三百年来学术史，深觉杭州学风实有其非常色调，兹值求是书院五十周年挂念，浙江大学二十周年校庆，用述斯篇，以告在杭州在浙大从事学术责任诸位子。

清代浙江舆图

自明末历清初顺、康以至雍正，为时约百年，这时刻学术界的主流是承宋明之绪，讲究理学，主要的争端是程、朱与陆、王。大抵浙西宗程、朱，巨匠有陆桴亭（世仪）、张杨园（履祥）、陆稼书（陇其）、吕晚村（留良）等，浙东宗陆、王，巨匠有刘蕺山（宗周）、黄梨洲（宗羲）、沈求如（国模）、陈悔庐（汝咸）等。其时杭州的理学家最著者有应潜斋（揭谦）、沈甸华（昀）、姚敬恒（宏任）、秦开地（云爽）、施赞伯（相）、桑弢甫（调之）等。潜斋、甸华、敬恒、弢甫并以程朱学闻，学风同于浙西，但诸东谈主使劲处都在切身推行，而不在卫谈，不在尊朱黜王，此与陆稼书、吕晚村有异，与康、雍以下一般儒生仰窥朝廷真谛，以尊朱辟王为梯荣捷径者，更截然有异。至于开地、赞伯二东谈主，则调换朱陆，不立门户，迥非隧谈浙西派系面庞。开地初治阳明之学，后乃归于紫阳，但仍谓良知之说“不可谓非”“有功吾谈”。又谓“先儒所见各有不同，吾东谈主最无如为已，若窃卫谈之虚名，竟立相抓门户，开罪名教，不敢效尤”。最不错代表杭州一碗水端平的精神。赞伯同期与程朱派的应潜斋、陆王派的鄞县万公择（斯选，梨洲之弟子）相交，故其论学亦能抓朱陆之平，此又可倡导理环境对于杭州学风的影响。

理学而外，清初在明季百姓钱牧斋（谦益）、吴梅村（骏公）倡导之下的辞章之学，顾亭林倡导下的经学，也成为一时习气。但此风只以浙西为中心，浙东自黄梨洲以下即尚史学，康熙中其弟子万季野（斯同）尤为海内史学祭酒，亦与浙西不同。其时杭州及浙西之风，以诗文震烁一时者先有柴虎臣（绍炳）、陆丽京（圻）、毛稚黄（先舒）等西泠十子，继有吴庆伯（农祥）、吴志伊（任臣）、王仲昭（嗣槐）、章岂绩（藻功）、龚天石（翔麟）、洪昉念念（昇）等。岂绩的骈体文与宜兴陈其年（迦陵）、江都吴兰次（绮）并称为海内三寰球，昉念念有《永生殿听说》与曲阜孔云亭（尚任）的《桃花扇》皆名，时称南洪北孔。同期又有邵戒三（远平）、陆云士（次云）、姚鲁斯（之驷）等，与庆伯、志伊二吴并以博洽著闻。而所竭力于者大率在史学。庆伯谙于明季轶事，甲申以后两浙殉命诸东谈主均为作传；志伊有《十国春秋》，以淹贯称；戒三有《元史类编》，朱竹垞誉为非官局所能逮；云士有《八纮绎史》《峒溪纤志》，备载西南风土之异；鲁斯有《后汉书补遗》《元明事类钞》，搜罗极博；而应潜斋作《提醒全书》，体例略仿《文件通考》，于明事实所载尤详；是其风俗又与浙东略同。总而不雅之，则其时杭州之学东谈主多出于文史之间，而浙西之辞章与经义异途，浙东之以理学为体史学为用，并有不同。

万斯同（1638年3月9日-1702年5月4日）

字季野，号石园。浙江鄞县东谈主。

黄宗羲弟子，清初驰名史学家。

自惠（栋）、戴（震）崛起，专尚考据，主以六书、音韵、训诂、名物、通经名谈、尊汉非宋、博古薄今，一时学者从风而服。乾嘉两代，家家许郑，东谈主东谈主贾马，汉学掩袭天地，而以惠、戴之产地吴、皖为中心。并世树异帜者，只消皖北的桐城派主因文以见谈，浙东的史学家重历史文件之学以求致用。这时刻杭州的学风，或者可分两方面说，一方面是稳当时间的潮水，产生了不少隧谈的汉学家，如乾隆朝有专事校勘的卢抱经（文弨），有申郑斥王力辨《家语》之伪的孙颐谷（志祖），有著《尔雅补郭》的翟睛江（灏），有志《史记志疑》《东谈主表考》的梁曜北（玉绳），又有曜北之弟处素（履绳），专治《左氏传》。嘉庆朝有金石学极精的赵晋斋（（魏），有善于辑书之胡书农（敬），有著《周易郑注引义》的赵宽夫（坦），有著《小尔雅疏证》的严厚民（杰）。但一方面又有一批为数不下于隧谈汉学家的驰名学者，却抱着与时趋不大交流或者违反的识解与魄力。

以魄力而论，有复古着杭州腹地旧来亦文亦史的魄力：如乾隆初叶厉樊榭（鹗）、杭巨额（世骏）并以诗文冠绝那时。樊榭有《辽史拾获》，采摭之富，或比之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；又有《宋诗纪事》，又与同里符幼鲁（曾）等六东谈主同撰《南宋杂事诗》，前者以史证诗，后者以诗述史，并为考史者所重。巨额有《史记考据》《三国志补注》《北皆书疏证》《续经书考》《两浙经书志》《词科掌录》等，又欲补《金史》，特构补史亭，成书万余卷。乾嘉之际有朱青湖（彭），诗名与吴圣徵（锡麒）相亚，著有《武林谈薮》《南宋遗迹考》《吴越遗迹考》。嘉庆中有钱金粟（林）亦以诗名，著有《文件征存录》，征集现代东谈主物轶事，颇有条贯。有好读经济之学些许受了浙东派系的影响的：如乾隆时汪西灏（沆）于农田水利边防军政，全心筹商，所著多瓦解治体，可见实行。金士奇（志章）亦寄望边务，著有《两镇三关志》。以治《水经注》见称于时与戴东原皆名的赵东潜（一清），其学实远绍梨洲，（梨洲有《今水经》。东潜之父功千，为梨洲弟子、穆堂知友，能诗，与厉樊榭等并称七正人。）接近谢山，（少禀父命学于谢山，从事根底之学。）将致使用非为考古，故又有《直隶河渠志》之作，备载畿辅水利之源委兴废。又嘉庆时钱金粟亦能言辽金元兵制，足补史志之缺，尤于有清一代名臣言行及河漕盐榷、仓储平粜、海运、采买、灾赈、铜政、钱法、地丁、冗赋诸大端，靡不熟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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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识解而论，如乾隆时的文学界祭酒袁简斋（德清籍，居杭州）即颇不以那时经学考据的潮水为然，尝谓“古有史而无经”“周、孔复生，必弗成抱六经以自足”。嘉庆初的许周生（宗彦），为汉学护法阮芸台（元）的门下士，两东谈主又为姻家，而论学谔谔不苟合。他不以由训诂明谈之说为然，不主张趋天地才智之士，毕精竭虑于“所得盖小”的形声校勘之学。说“使孔子生至今世，其所学者不外由明溯宋云尔”“圣东谈主之造就也，期于灵验焉耳”。是以他言德主宜今而不主合古，论汉宋之学能抓其平。芸台所创立的诂经精舍以汪汉郊（家禧）为举首，而汉郊言著书之旨，一以修己治东谈主为本，谓“儒有郑康成而经明，有韩退之而用彰，有朱文公而体立。朱学之传，长久无弊”，“唐宋以来名儒各有精微，断不可一概扼杀但遵伏、贾”。又颇以郑氏之驳杂为病，又谓“汉儒经学以适用为贵，今时最宜亟讲者，经济轶事之学”。袁、许、汪三东谈主辩论，与浙东章实斋六经皆史、学术通今经世之说皆相印合。

论乾嘉杭州学风，有一事必须补叙，即诂经精舍之创立。诂经精舍的创立者是汉学护法巨匠阮芸台。芸台于乾嘉之际督学浙江（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三年），即专以“经术”取士，又招集四方群士于孤山之麓纂《经书纂诂》，集古训之大成。嘉庆初任浙江巡抚（首次嘉庆五年至十年，二次十二年至十四年），复就纂集《经诂》原址，创立西湖诂经精舍，选两浙高才生求知其中，聘孙渊如、王兰泉（昶）为掌教，祀郑康成、许叔重二东谈主木主，一以由训诂名物求义礼为教。精舍以嘉庆五年创立，至光绪三十年罢撤，历百又五年，中间一废于嘉谈之际，再废于烟土，三废于洪杨之役，统统不外二十余年，八十年间轶事数易，然所授课，恒久不背芸台创立初意，与芸台在广州创立的学海堂，并称汉学二大结集。精舍所接纳的士子既浩荡全省，是以精舍所创导的学风所被，自不仅限于杭州一地。嘉谈此后，浙中以朴学驰名之士相继辈出，究其学历，什九与精舍有径直障碍之关系。浙东向不为汉学所及，乃先后出身临海洪筠轩（颐煊）百里（震煊）昆季、临海金诚斋（颚）、定海黄薇香（式三）儆季（以周）父子、瑞安孙仲容（诒让）诸东谈主，二洪、诚斋、儆季皆精舍求知生，仲容父琴西（依言）与精舍掌教俞荫甫（樾）同庚知好，仲容少时曾侍父居杭三载。由此可见精舍对全浙学风影响之大。但精舍求知生中之产生第一流汉学家，杭州之成为天下汉学中心，却不在嘉庆朝而远在同光以后，此点留待下文再叙。

诂经精舍

自明末清初以至乾、嘉，杭州在天下的学术地位并不高，那时东南的，亦即天下的学术中心在浙西的苏、常，在浙东的宁、绍，在皖南的徽（州）、宁（国），米兰在江北的淮（安）、扬（州），杭州仅仅一个二浙不同学风的战争交融点。这种交融学风自有其非常价值，但并弗成携带天下，另开一种新习气。杭州之成为东南学术中心，以新习气携带天下，实始于谈光以后。自谈光至光绪中世是第一期，光绪甲午以后是第二期。

第一期开习气的巨匠是龚定庵（自珍）。定庵以治今体裁著声当世，今体裁的起头地在常州，开山祖是武进庄方耕（存与），成立宗派的是武进刘申受（逢禄）、长洲宋于庭（翔凤），但今体裁的阐扬光大，轰动一生，成为时间的主流，取乾嘉以来经学考据而代之，则由于定庵与邵阳魏默深（源），而定庵尤为其领袖。前此常州今体裁只讲经义（乾嘉考据学者所讲究的是经训），即所谓微言大义，至定庵始以经义讥切时政，合计学者的政论，百余年来为经学而治经学的信条，自此乃不复为一般学者而崇奉。汉学专制之局既破，举世学者闻风继响，至光绪朝而达于最高潮，遂有康长素、梁任公辈以今体裁者大倡改制，参与实质政事，酿成了戊成政变。政变之效率新政虽见挫于旧势力，但今体裁派与欧好意思新念念想交相沾溉，同流合趋，毕竟使清季所有的念念想界，步入了新田地。梁任公说∶“语晚世念念想解放之倡导，必数定庵。我见并世诸贤，其能为现今念念想界放光明者，彼起头率重视定庵，当其始读定庵集，其脑识未有不受其刺激者也。”（见《论中国粹术念念想变迁之大势》）定庵学说对于时间念念想影响之深巨，此数语洵属的评。然推定庵学术之来历，初非今体裁一家之说演变所致。定庵早岁即倡识学合一之论，其文实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。盖六经既为先王之政典，则识与学自不可分；识与学既不可分，则学者之终极方针，自不得仅以学自足，必须发之以论政，施之于实用，始不负所学。议论词定庵之学，因交融浙西、常州之今体裁与浙东之史学而论说新义，自成一型者也。

定庵既主学致使用，故好作经济谈，而最贯注边事，有《西域置行省议》，至光绪间实行，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。又著录古图志，筹商蒙古故俗，而附以论议。咸同以后，治西北史地之学，遂亦成为一时学界习气。杭州则有吴祁甫（承志），著有《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谈里考实》；丁益甫（谦）著有《蓬莱轩舆地丛书》。

定庵之学影响涉及天下，其在杭州，则同光之际有谭仲脩（廷献），亦以今体裁家告知容貌政制庆典，能讲究其义。稍后有夏穗卿（曾佑），与新会梁任公、浏阳谭复生（嗣同）同治龚魏之学，最相契，咸谓孔学自战国而汉衍为孔荀二派，二千年来之学皆荀子也，乡愿也，二千年来之政皆秦政也，大盗也，惟大盗摆布乡愿，惟乡愿工媚大盗，盖自孟学绝而孔学亦微，于是专以绌荀申孟相命令。穗卿以此论史，著有《国史课本》（商务版之《中国上古史》），风行清末民初。同期已有张孟劬（尔田），亦私淑定庵，著《史微》，深覈有通识。

龚自珍（1792年8月22日－1841年9月26日）

字璱东谈主，号定庵，浙江和蔼东谈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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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念念想家、诗东谈主、体裁家和雠校宗旨的前驱者。

谈咸以后的杭州，一方面是说明新习气的神经核心，另一方面又有保守旧学术的将强堡垒。东南汉学凭据在苏常徽宁淮扬一带，自经洪杨之乱，故家结巴，文籍散一火，乱后多不复能振起。独杭州于同治初规复诂经精舍，聘德清俞荫甫（居杭州之临平）掌教，垂三十余年之久。荫甫之学一宗高邮王氏，善于校勘训诂，所著《群经平议》《旧书疑义例如》，即取法于《经义述闻》《经传释词》，深湛不相异，而博大过之。精舍弟子先有定海黄儆季，著《礼书通考》，集清代礼学之大成。继多余杭章太炎（炳麟），治声息训诂之学，应用乾嘉以来之筹商法，而廓大其内容，延辟其路子，精核经常突过前东谈主，有非清学所能限度者，影响近数十年来学界尤钜，而近今治新考据者不祧之宗海宁王静安（国维），虽非精舍求知生，亦尝为文应精舍之课试以博学费，即所谓附课生。清末以及民初之俞、黄、章、王，正可比之于清初之阎（若璩）、胡（渭），乾嘉之惠、戴、二王（念孙、引之父子），可见行为清学正宗之古典考据学，时至晚清，其中心亦已由吴皖淮扬而至杭州了。

谈咸以后的杭州，又不仅为经史之学的中心，同期又是科学的中心，即历算学的中心，历算学的中心，其先亦在吴皖，清初巨匠王寅旭（锡阐）吴东谈主，梅定九（文鼎）皖东谈主。王梅风致所流，学者风起，而什九皆籍隶浙西皖南，杭州可数者仅吴志伊一东谈主。乾嘉时巨匠戴东原皖东谈主，钱竹汀（大昕）吴东谈主，戴、钱借历算以解经史，其后言经史考据之士，几莫不以历算为其副业，而考据学之中心果在浙西皖南准扬，其时杭州以经生而明算者仅许周生一东谈主。而以算学造诣预计吴、许二东谈主，在那时只可算得第二三流东谈主物。王梅时间的学者功夫都用以发掘评释中国之古法，二者皆按图索骥、因而勿创。嘉谈以来承中西新旧各法整理交融之果，汪孝婴（荣）、李四香（锐）、董立方（佑诚）、罗茗香（士琳）辈，乃能进一步而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至咸同而极盛，而其时斯学中心，也已移到杭州了。杭州自谈光初即有项梅侣（名达），与甘泉罗茗香、乌程徐君青（有壬）同称海内算学祭酒。尝谓所贵学数者，不在守中西成法。般衍较量，要能推见本源，交融以通则变，发古东谈主未发之藏。其论割圜术率，即远较向法为简捷。晚主讲紫阳书院，士论翕然宗之。然此算家勤劳卓著古东谈主，实深得梅侣指令之功。稍后乃有戴谔士（煦）、夏紫笙（鸾翔）继起，与海宁李壬叔（善兰）、南海邹特夫（伯奇）为一时巨匠。谔士发明对数简法、外切宁率、假数测圆诸术，与广割寰捷法合为《求表捷数》一书，英东谈主艾约瑟译之刊入伦敦算学公会杂志，欧西学者叹为绝业。国东谈主科学文章之有欧译，自此书始。紫笙为梅侣高弟，尽传其学，别创弧线新术垂方捷术，晚年应聘同文馆教习，传其学于京师。项、戴、夏三东谈主之算学，盖有非谈咸已往所能限度者，与太炎、静安的经史翰墨之学，同具除旧布新之效，而并以杭州为其辐射光明之地。

杭州之以新学风携带天下，光绪甲午以后是第二期。甲午老套，对中国念念想界发生的影响至为深钜。朝野自此始知非变法不及以图强，非讲究西学不及以变法，而首先立兼讲中西学术之新型学府，则为杭州之求是书院。求是书院创设于光绪二十三年，去今适为五十年，北平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犹在是后一年。求是书院旋改称浙省求是大学堂，又改称浙江高级学堂，至民初停办。十六年即其原址扶持浙江大学，故求是高级，实即本日浙江大学之前身。对于求是高级、浙大的学风，祝廉先、陈布雷、张晓峰三先生各有专文叙述，兹不复赘。要之一个学府之树立奈何，最正确的预计即是看它耕种了些什么东谈主才。浙大的历史较浅，毕业同学离校未久，在社会上尚未能充分有所领会。就求是高级而论，据作家所知，即有蒋百里、黄膺白、蒋仲器、汪曼锋、邵元冲、程遗帆（万里）、何伯承（炳松）、沈士远、沈尹默、徐诵明、陈大皆、陈布雷、陈公侠（仪）、许季茀（寿裳）、邵斐子（长光）、赵述庭（迺传）、郑晓沧（宗海）、寿景伟（毅成）、蒋梦麟、祝廉先诸东谈主，都是近数十年来驰名东谈主士，念念想界的携带者。他们的树立方面虽各有不同，但其革不忘因，新不蔑旧，一碗水端平，舍短取长，兼具中西新旧之长则同。作家合计这即是求是精神的领会，也即是五十年来的杭州学风。

求是书院旧照

下马看花精神不仅是五十年来杭州的学风，亦且为三百年来杭州的传统学风。何者？求是师求真，条目是求真，必先明辨黑白真假，要明辨黑白真假，要道首在能虚衷体察，弃绝成见，技术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，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。读者但须检会上文，便可知作家之言不谬。杭州学风在清初调换程朱与陆王，在乾嘉能抓汉宋之平，在谈咸能吸收浙东西派系之精义而别有所创，在甲午以后能交融中西新旧而无过激落俗之弊、此非求是精神而何？

浙大以求是为校训，求是之为杭州学风，渊源深入如斯，故浙大学风之好意思，可谓先天不足。学术之趋向可变，求是精神不可变。奈何着力传统精神以求稳当时间，使杭州学术地位恒久能保抓谈咸以来的携带地位，这是浙大在校师生毕业学友以及杭州学东谈主所当共勉的。█

本文选自《舆地勾稽六十年》，谭其骧著，北京：北京出书社，2019年，第134-147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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